新生儿平安娩出
看到王薇夫妇成功“升级”为父母,产科病房里的其他准父母也纷纷表示,“希望能够沾沾喜气”。毕竟,面对新冠病毒感染,孕产妇的身体情况比平常更复杂,医护人员的工作任务也比平常更艰巨。
孕妇和产科医生无法给生活和工作按下“暂停键”
在产科,发热的患者在增多,发热的医护人员也在增多。可对于自己确诊新冠阳性这件事,医护人员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心,也不是“躺平”,而是抱歉,生怕自己“倒下”后会给同事带来更大压力。
“我们当时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就是希望没有‘阳’的同事能够坚守到最后一刻,给其他人多争取一天的康复时间。”在12月中下旬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护士测出阳性,但没人会等症状完全消失再来上班。省立医院产科病房护士长王晓亚告诉记者,“我们产科实际在岗人员一共28名,最终确诊的人员是27名。大家可能会乏力、咳嗽,但只要稍微好转、不发热,都主动要求返岗。”
工作中的王晓亚
感染新冠病毒后,许多人或许可以给生活和工作按下暂停键,而孕妇和产科医生们却没有“停下来”的选择。“64张床位,基本满员。孕产妇多、人手紧、工作强度大,我们每天需要办理住院手续、进行环境消杀、巡视病房、观察新生儿的情况等等。但是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每个人走路都像带着风一样。”
王晓亚回忆,12月初,病房里转运过来第一例新冠阳性孕产妇。随后,急危重症的孕产妇也陆续转来。“最难的时候是12月17号、18号两天,我在微信群里发消息,说有能力和体力上班的工作人员请接龙。当时一共是14名同事表示可以来,临床工作压力确实很大,但基于这身白衣赋予的使命感、责任感,大家义无反顾选择坚持。”
夜间值班时,走廊的灯一开就到了天明
在妇产科,发热的孕产妇有时需要吸氧,需要静脉滴液来做物理降温,也需要监护胎儿的情况。“特别是夜班里,护士的任务明显更为繁重。”产科病房主管护师程新巧对此有着切身体会,12月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她和一名助手迎接了6位新生儿。
“三台手术三个宝宝,还有一台手术是三胞胎。病房中还有20多个孕产妇,我要听胎心,要给药、要做各种治疗。”参加工作22年,她还没有像这次一样,一晚上都没来得及坐下休息。“不摘口罩,基本不喝水,也不饿。来之前虽然没胃口,还是在家里下了一碗面条,保证体力。”
新生儿的出生记录
夜暗,灯长明。值班的16个小时中,手术一台接着一台,程新巧来来回回穿梭在走廊中。“看见一个又一个孕产妇平安诞下宝宝,我觉得这些苦、这些累都值了。”
临产期“阳”了,情况比平常更复杂
新年以来,省立医院妇产科每天出生的新生儿平均有10位。对新手爸妈来说,担忧最多的还是孩子。徐先生称,“虽然大部分人已经‘阳’过了,但对新冠病毒的不同毒株还是担心,孩子得科学防护。”而为家长们进行健康宣讲,是程新巧常做的事。“多开窗通风、注意手卫生、规范哺乳,做好防护工作的话,产妇和家人们也就不用太担心。”
另一方面,孕产妇的确是比较容易感染新冠的人群,而且一旦感染,病征表现可能会比一般人更加复杂。“基本上发热、咳嗽等症状会持续1-3天。而临产妇发烧的时候,容易引起肚子里小孩的胎心改变。”王晓亚介绍,母体体温升高之后,胎儿也随之心率增快,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时候,医护人员会进行监护,观察了解宝宝在腹中一些的情况。”
在用药方面,孕产妇也不得不更加谨慎。王晓亚说,“因为涉及后续哺乳的问题,较普通人而言会有所不同。一般退热的药物是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咳嗽的话会配一些雾化类药物。”
医护人员为孕妇做检查
寒冬终将过去,新生总会到来
伴随着住院阳性孕产妇人数剧增,省立医院所有的医生不论年资,一律下沉。刘霄、曹南南两名妇产科住院总医师曾说,自己是幸运的,是科室里还没“阳”过的医生。但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在大家都倒下的时候加班、加点,要负责全院产科急会诊及危急重症的诊治工作,还要负责协调整个妇产科的医疗排班工作。
“在院领导的支持协调下,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做好了一切准备,孕产妇的安全保障是我们工作的底线。”省立医院产科主任王谢桐表示,最难熬的日子里,医护人员的付出让他万分感动。“产科的专业性非常强,不可能从别的科室调人员过来。大家顾全大局,不计报酬,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目前医院妇产科还没有出现因新冠死亡或产生严重后遗症的病例。”
医护人员
如今,第一批感染的医生逐渐转阴。妇产科正以最大限度提高诊疗效率,全力以赴守护生命。至于未来是否面临一场持久战,没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在妇产科,新生总是随时到来,医护人员们又开始穿梭在那条长长的走廊上,随时会有新生命,选择这一刻来到这个世界……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