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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

　　张艺谋享受《满江红》、程耳《无名》调教王一博、郭帆说《流浪地球2》主题是陪伴、《熊出没》这部讲妈带娃

　　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2023年春节档应该是近年来类型最多元化的一次，七部上映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新京报记者采访春节档影片众位主创，请他们讲述影片的精彩创作幕后。喜剧悬疑片《满江红》以大历史为背景，故事切口却极小，张艺谋继《狙击手》后第二次闯进春节档，他这次在悬疑片类型中增添喜剧元素，完成了一次经典的封闭空间叙事；郭帆执导的国产科幻巨制《流浪地球2》，四年磨一剑，再次代表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最高水平；程耳执导的悬疑谍战片《无名》，依然以上海为背景，通过导演独特的个人风格，将作者性与商业性做到了完美融合；邓超、俞白眉执导的体育题材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1995年天津世锦赛的真实故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乒乓绝地反击的热血励志故事；苏伦执导的奇幻爱情喜剧《交换人生》，十分契合春节档的热闹气氛，喜剧色彩浓厚，让观众沉浸在雷佳音和张小斐的“鞍山爱情故事”中；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后，导演田晓鹏筹制七年，开创粒子水墨技术，为观众带来了动画电影《深海》；春节档“钉子户”《熊出没》系列电影，今年继续推出《熊出没·伴我“熊芯”》，回归亲情主题，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

　　《满江红》

　　张艺谋在拍摄现场常乐不可支

　　电影《满江红》讲述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金国使者死在南宋宰相秦桧(雷佳音饰)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一个南宋效用兵张大(沈腾饰)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机缘巧合被裹挟进巨大阴谋之中，他们能否一步步揭开谜底，寻找凶手和真相？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这次为观众提供了极为奇妙的观影体验，讲述的故事仅仅发生在一座宅院里，场景有限，创造力却无限。整部影片以一起凶杀案为起点，以重重阴谋为底色，剧情跌宕起伏，层层反转，当观众绷紧了神经，又会被密集的笑点拨动。如同海报上所言：“悬疑管够、笑到最后”。

　　这是沈腾和易烊千玺首次与张艺谋合作，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次“梦想成真”的机会，沈腾说，以前对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停留在“听说”，几乎所有电影从业者对能与张艺谋合作都有非常强的盼望：“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张艺谋导演给我非常大的创作空间，这次《满江红》剧本非常结实，在剧本基础上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自己希望的表演。但无论怎么做，我们都不会脱离人物。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但‘线’始终在导演手上。”此次在戏中扮演副统领的易烊千玺，回忆《满江红》整体拍摄感受，“一切都非常有效率，有很厉害的导演。我们是一个非常轻松欢快的剧组，对我来说是很珍贵、很难得的一次经历。”张艺谋笑着形容片场的气氛：“拍戏时，这个剧组的演员们都互相给点子，给对方支招，大家是诚心诚意的，共同进步的。当然他们都不知道我在监视器那头听，每次我听他们聊，我就哈哈大笑，乐不可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聪明、睿智。”

　　《满江红》的合作，让张艺谋欣喜，他说自己同样在这次合作中受益匪浅：“我年轻时候当导演，总是非常严肃专注，不苟言笑，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做法不一定合适，什么是电影的第一生产力？(现在)我觉得是演员，因为他演人物，人物最大，任何喜剧、长片、短片、短视频等，只要是故事片，人物就是第一。这次我拥有了一班非常好的演员，彼此的轻松和快乐让我领会到很多东西，享受片场，受益匪浅。”

　　《无名》

　　导演程耳建议王一博学会独处

　　程耳并不是一个多产的导演，距离他上一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已经过去了6年多时间。他执导的《无名》故事背景仍聚焦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讲述了波谲云诡的隐蔽战线里，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

　　程耳的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不会去刻意讨好观众，他更在乎的是符合电影的表达和审美。对于影迷来说，程耳的电影很有“腔调”，人物说着上海方言、利用影像空间营造氛围、非线性叙事结构，这些都成为程耳电影中的重要标签。除了作者风格浓烈之外，《无名》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等演员充分满足了商业影片的要素。导演程耳选演员的方式很简单，通常就是约人，见见面、聊聊天，包括跟王一博谈话的时候，也并没有说要干什么。程耳为了让王一博能更快地进入角色中，在他进组后很长时间，没有安排任何通告。王一博被要求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不能玩游戏、看手机，更不能离开剧组拍广告，甚至和朋友家人也不能天天联系。直到一周后，程耳才花大量时间跟他讲剧本中的人物。直到杀青，程耳仍常常建议他学会独处，与生活的喧嚣保持一点距离。对程耳来说，选王一博并非为了流量，最重要的是适合，他表示两人合作很愉快，“甚至比愉快再好一点点，王一博的表现，将来一定会让观众都非常惊讶”。

　　《流浪地球2》

　　最想传达的主题是“陪伴”

　　从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尽管是续集，但《流浪地球2》却是围绕着《流浪地球》的前传展开，那时“流浪”的行程还未起航，危机刚刚降临。人类在怀疑、冲突与分歧之中的命运一次次被改写，更加严峻的危机与冲突逐步展现。

　　导演郭帆透露《流浪地球2》在故事层面上会有更多的科幻立意，由中科院多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帮助完善了十几万字的世界观设定；而在视效等制作层面上增加多样性，有着丰富多样的造型、场景设计，用细节增加世界丰富度。制作层面则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两个月，制作团队就用虚拟拍摄的方式拍完了整部影片，把剧本变成了一部完整的、可视化的动画，都是按照正常的拍摄方式取景、架好机位，由工作人员先模拟演员完成走位，进行动态捕捉，等正式拍摄前，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都需要看这个版本，这样现场拍摄效率就非常高，也更准确。在阵容上，郭帆笑言自己是位很幸运的导演，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完美阵容，在片场每个演员的敬业程度和专业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观众能欣赏到最精彩的表演充满信心：“不仅是吴京、刘德华，更有幸请到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老师的加盟，每一个细节该怎么表现，每一个眼神该如何做到极致，几位演员对表演精准度的把握，准确得令人吃惊。”

　　除了技术层面，让观众更为关切的是这部新作的主题究竟是什么？郭帆究竟想用新作的这个故事给观众传达什么？郭帆告诉新京报记者四个字——多些陪伴：“这是我电影中最想表达的，电影里的演员都有一句台词是‘我在，我一直都在’。这个陪伴是什么？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低沉、迷茫、不确定、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若是《流浪地球》里的大灾难真正发生了，那你能干什么？作为一个个体，我认为大家最能做的就是回到最亲近你的人身边，彼此有抚慰，他们也会给你带来勇气。这就是陪伴的力量，也是电影的核心，在电影中我们能感受到人类的坚毅和勇气，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面对顺境逆境，拥抱人生，细水长流。”

　　《深海》

　　尝试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

　　做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年)之后，导演田晓鹏想做一个反英雄的故事，一个更平民化，更接近生活的角色。于是，就有了《深海》，一位现代少女(参宿)误入梦幻的深海世界，却因此邂逅了一段独特的生命旅程。

　　这一次，田晓鹏想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但中国传统水墨是写意的，而三维又是写实的，将两者相结合，天然就有矛盾，可想而知，这种技术在制作上的难度。为此，《深海》动画团队开创粒子水墨技术，在前期光是让一张概念图动起来就耗时两年时间，每帧画面粒子数量达数十亿，单帧渲染时间需要1个小时，要一直等待电脑计算。其实，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片头也有一小段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的雏形，但影片100多分钟全做成这种风格，前所未有。“一旦坚定了这种风格，你会知道后面的难度有多大”，总制片人易巧在采访中表示，选择了这样的呈现方式，就一定要慢。

　　为了还原片中海獭角色的表演，团队员工常常亲自上阵“卖艺”录制表演参考。在创新的极致追求背后，《深海》团队面临着因为无从参考只能“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的苦熬，在艰巨的探索之路中，中国动画人的“坚韧与乐观”可见一斑。

　　《熊出没·伴我“熊芯”》

　　带娃妈妈能找到共鸣

　　《熊出没·伴我“熊芯”》是第6部在春节档上映的《熊出没》系列大电影，导演林永长在采访中表示，《熊出没》系列一直在尝试探索和挖掘主角们背后的故事，在《熊出没·变形记》(2018年)中，主创挖掘了光头强和父亲的关系，让观众认识了光头强的父亲。《熊出没·原始时代》(2019年)通过熊大表现了勇气主题。今年的《熊出没·伴我“熊芯”》，主创继续挖掘角色背后的故事，为观众解开之前留下的疑惑，包括熊妈为什么会离开熊大熊二，她到底去了哪里，她的离开给熊大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这部电影需要去解决的。

　　“今年的主题也是比较现实主义题材一些，整个画面包括内容都会更加倾向于亲情化的表达”，林永长说，影片借用了人工智能的形式做了一个包装，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片中，熊妈照顾小时候的熊大和熊二的段落特别打动人，充满着温情与搞笑。其实最开始，导演林永长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找这种创作题材，后来他从身边的同事身上找灵感素材，包括新手妈妈如何给孩子喂饭，怎么照顾他们，这些过程都是主创团队和做过妈妈的同事一起探讨出来的，相信很多妈妈观众看到带娃的这一段都能找到共鸣。

　　《交换人生》

　　雷佳音张小斐的“鞍山爱情”

　　电影《交换人生》是一部带有奇幻色彩的合家欢喜剧，讲述了仲达(雷佳音饰)和金好(张小斐饰)相亲后，意外和暗恋张小斐的少年陆小谷(张宥浩饰)交换身体，还误打误撞交换了家人，并由此展开了一段有笑有泪的奇“换”之旅。

　　这是雷佳音继2018年的《超时空同居》之后与苏伦导演的第二次合作，片中的男主角仲达就是苏伦照着雷佳音写的。为了在表演上演绎出少年感的一面，同时又不装嫩不矫情，雷佳音经常跟导演沟通，他尝试在内心找到曾经年轻时候的感觉，尽量多的去找小时候的一些行为举动。这也是张小斐继2021年春节档口碑佳作《你好，李焕英》后，再度回归春节档。苏伦导演印象特别深的是和张小斐见面那天，当时导演还在写《交换人生》的剧本，写女主角金好这个人物的时候卡住了。但当她见到张小斐，跟她聊了一个下午之后，故事中这个人物瞬间立体丰富起来，“我觉得这个女孩太美好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金好”。雷佳音和张小斐都是鞍山人，两人经常开玩笑说，这次是演了个“鞍山爱情故事”。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确保每一颗球都真实、有劲

　　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等主演的体育题材新片《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后简称《中国乒乓》)将于大年初三上映。影片以国乒历史为灵感，讲述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低谷时期的中国男乒如何笃定地从“最泥泞的”岁月里“冲向光明”，最终在天津世乒赛上，苦战五局从宿敌瑞典男队手中夺回久违的男团冠军。

　　《中国乒乓》的整个制作期差不多有五年，所有演员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训练，从体能、技术到内心素质，都要尽可能贴近角色。喜爱运动并酷爱乒乓球的俞白眉表示，电影里有大量的竞技镜头，“我曾经看到其他国家一些体育电影，里面大量用人的半身，我说‘这个绝不行’，中国人对乒乓球的理解，是绝对禁止只看运动员的挥拍动作，我们必须来真的，必须要苦练，做有针对性的苦练，在其中也找到了很多拍摄体育电影的方法，确保每一颗球真实、有劲，非常感谢所有来参演的演员以及戏外给予辅导的运动员，他们愿意为这部电影真正好好拍摄，并且做了那么久的练习，扛了过去，让我们保证能把精彩的镜头全部拍下来。”

　　邓超、俞白眉做了非常多的尝试，想尽办法用不同的设备、摄影方式来拍乒乓球。“以往国外的体育电影，例如《绝杀慕尼黑》、《摔跤吧！爸爸》，这些运动讲求的是冲撞，但乒乓球隔着网打，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身体接触，飞一样的球速成为所有围观者都紧张在乎的东西，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从电影中感受到乒乓球是一项比较过瘾的运动，因为打球，球飞的速度特别快，我们发明了一个方式，将摄影机装在气泵上，就像子弹一样打了出去。比如说段博文拍摄的抽球镜头，我也要确保摄影机的速度完全能跟得上他。除此之外，还要体现球的力量，我们选取了过往录像中最精彩、最刺激的几场球，因为这些一定会让观众为比赛捏一把汗，高度还原历史上最让人为之振奋的竞技瞬间。”在邓超、俞白眉看来，《中国乒乓》确实不是一个讲人怎么成功的电影，而是一个讲人在下一个成功到来之前，怎么面对失败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正是所有为梦想奋斗的人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采写/新京报记者 滕朝 周慧晓婉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