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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中国总裁安高博：富有远见的跨国企业都会继续加码中国市场******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19日电 题：默克中国总裁安高博：富有远见的跨国企业都会继续加码中国市场
中新财经 吴家驹
“默克董事会对于中国的投资毫不动摇，默克在中国深耕近百年，不搞短期，信仰长期主义。”近日，默克中国总裁安高博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安高博指出，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完善、本土创新实力不断提升、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中国秉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真正富有远见的跨国企业都会继续加码中国市场，不断完善业务布局。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您如何看待近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安高博：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见证了中国迈向高科技国家的转型之路。
中国经济总量由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3%上升到超过18%，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十年的非凡变革、开放及创新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满足于成为“世界工厂”，过去十年中国正在以一种堪称奇迹的“中国速度”大力推动创新，显著增强科技实力，积极拥抱数字化、人工智能或生物医药等未来趋势，向高科技国家的目标稳步迈进。目前，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智能驾驶、生物制药等新技术开发应用走在全球前列，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常态。
同时，默克有幸能够深度参与并贡献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并与中国市场共同创新、共同成长，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也是中国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见证者。
中国是默克全球的重要战略市场和增长引擎。自1933年在上海建立第一家公司以来，近百年来默克扎根中国，坚定本土化策略，迄今已发展壮大成为在全国拥有20多个实体、4500多名员工的在华跨国公司。默克的三大业务板块——医药健康、生命科学和电子科技，目前也都已全面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投资布局。纵观默克在中国的所有业务，过去十年我们的总投资达到了约55亿元人民币。
中新财经：近些年，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大鼓励外商投资力度。默克对于现在中国市场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
安高博：在中国的这二十多年，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同时也感受到了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包括高效的政府办公效率、外商投资法的进一步深化落地、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普遍提升等等。中国对于我本人和默克而言，都有着极为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我们根植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有着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以服务企业为根本的思维，汇集人才、金融和产业为一体的商业氛围。特别值得赞赏的是现在的一站式服务，这加快了外企项目的落地，减少了复杂的申请环节。我们广东创新中心的成立就受益于“中国速度”，从第一次和广东政府的会见到项目开业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同样我们已经落成的M Lab™上海协作中心和电子科技中国中心，都获益良多。
其次，中国已经发展了完整的产业链基础，特别是在高新科技领域。默克把电子科技业务和生命科学全国运营总部设立于上海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今天上海已发展为我们跟中国客户交流的枢纽，默克诸多业务的研发、生产和客户合作中心均在上海落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创新中心的发源地。默克携手中国合作伙伴不断推动新技术和新应用，也为默克在中国和全球的发展壮大源源不断输送着优秀的人才。2019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了在华首个创新中心，并宣布设立1亿元人民币种子基金，助力中国初创企业。
默克的战略与中国的“十四五”规划的相关方面高度吻合，默克从事的主要业务也符合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范畴，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链接触以及创新引擎作用将使我们能更好地深耕中国市场，携手本地合作伙伴共同推进中国乃至全球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新财经：您认为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有哪些吸引力？
安高博：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立意，强调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也为外企后续在华发展获得更多利好的细节政策支持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指引。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完善、本土创新实力不断提升、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中国秉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真正富有远见的跨国企业都会继续加码中国市场，不断完善业务布局。而从更广阔视野来看，中国已不再只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巨大市场，更是影响全球发展态势、构成企业全球战略成效的重要因素。
中新财经：作为一家在医药健康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企业，默克如何看待中国医药健康领域的发展前景？
安高博：我们坚信，中国作为医药大国，无论接轨全球，还是本土创新，未来中国医药健康行业仍将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中共二十大精神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指导下，中国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增进民生福祉，特别是提升医药健康的服务质量、可及性及创新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基于开放、创新的环境，同时借助加速审批等一系列政策“东风”，中国医药创新生态逐步完善和优化，且充满活力，这将为中国乃至全球患者带来福祉。但在此过程中，创新疗法的可及性和可支付性是中国医药创新面临的一大挑战。
默克一直与中国紧密合作，加快将关键药物本地化生产，并持续研发新药以满足本地病患需求，且投资建立研究和创新中心，持续整合默克及产业链的先进科技和制造等专长优势。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携手本地合作伙伴，为中国患者提供更加触手可及、更高效便捷的医药健康服务。
中新财经：今年5月，默克宣布了在生命科学和电子科技领域的两项重大投资。默克为什么选择在中国投资这两个领域？如何看待这两个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安高博：中国“十四五”规划发布时，我们便注意到默克的三大业务领域与中国当前的阶段性发展重点高度契合，并与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策战略方向一致。默克积极支持中国生物技术和电子科技行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医院和患者提供先进的药品，并为积极创建“健康中国、数字中国、绿色中国”奉献我们的力量。
在电子科技领域，从笔记本电脑到智能手机，从液晶电视到各类可穿戴智能设备，中国如今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生产国，更是最大的消费市场。随着新冠疫情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数字化浪潮，以及中国加大数字技术设施建设，我们将迎来数据爆发式增长和电子产业进一步快速融合发展，中国市场正处于潮头浪尖。
我们相信，默克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加大投资，布局未来新一代电子科技发展将是明智之举。我们也希望以此积极参与并融入中国未来的数字经济和创新生态，尤其是通过材料创新来助力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等一批新兴数字科技的发展及应用。
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生物制药市场，在政策支撑、人口老龄化/慢性病、疫情挑战等带来需求等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生物医药市场潜力巨大，未来仍将是黄金赛道之一。通过与科学界深入合作，解决生命科学中棘手的问题是默克生命科学的目标。
近些年来，默克生命科学不断扩大全球战略布局，加强自身在华及亚太地区的供应链建设，并积极与本土合作伙伴及行业专家紧密合作，以切实推动科学研究，提高药物研发和生物制药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力求为获取准确可靠的诊断和检测结果提供安全的保障。
中新财经：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是否会对默克在中国的业务产生影响？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安高博：2022年，全球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新冠疫情复燃等因素使得中国及企业均面临巨大的压力。
但现在中国进一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相信，尽管短期内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是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对外开放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强大动力，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长足动力。
同时，在复杂环境下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积极信息。例如，今年正值中德建交50周年，德国政府近期也释放出积极友好的信号，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是全球化“让很多的繁荣成为可能”，德国与欧盟必须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展贸易，这令包括默克在内的许多跨国企业感到获得了支持。同时，中国经济所展现的韧性以及中长期稳中向好的趋势，也令许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愿意在此深耕。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发展的长河中总会面对不稳定和变化的浪潮，我们需要保持长远的目光，坚定的信心，致力于长期发展。而默克作为一家拥有354年历史的全球性企业，长期的信赖建立于不变的承诺与行动，默克董事会对于中国的投资毫不动摇，默克在中国深耕近百年，不搞短期，信仰长期主义。
默克会继续基于对中国市场需求的深刻洞察，以领先科技为基点，以数字化、健康、绿色可持续为导向，在生命科学、医药健康和电子科技三大领域持续深耕，持续扩大投资孵化范围和本土化创新力度，不断拓展在华业务版图和潜在领域，与本地创新企业、政府机构进行通力合作。
我们满怀好奇地展望未来，这是科学和技术的未来，也正是能够在中国得以深度塑造的未来。(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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